【回忆与怀念】叶稚珊：一叶识陶公

作者：叶稚珊原载《群言》2010年6期

      雨后的清晨，北京的天空像被洗过一样，靓丽而明艳，而对故人追忆的思绪，在暮春的清风中悄悄展开。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经过岁月的淘洗已经成为一张张略微发黄的老照片留存在人们的心中，内心深处的惆怅和遗憾随着记忆中楼道里响起长长的一声“噢——”而温润绵长。六年前的今天，著名经济学家、《群言》第一任编委会主任委员陶大镛先生离开了我们，为了表达深切的怀念与追忆，我们为大家分享《群言》原副主编叶稚珊这篇《一叶识陶公》，希望这一叶也带给我们生命中一抹永远的绿色。

陶大镛（1918.3.12—2010.4.18）

       今年春来的晚，已是人间四月，仍有阵阵寒凉。在青海玉树地震后的第四天，久卧病榻历尽苦痛的陶大镛先生以93岁高龄走了。他生命的最后六年过得格外辛苦，气管切开，要用呼吸机，要用人工喉，但是他一直没有垂危病人的昏迷失忆，只要来人探望，他就要打探经济形势，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没有能为改善农民生活尽力痛悔自责，畅谈筹办他的《太平洋导报》。       一年来，我经历了人生中难以承受的亲人的病痛离别，我视陶公为亲人，未曾平复的心绪中又增添了新的伤痛。春风化雨，遥忆陶公当年，点点滴滴，并不因为他的离去而变得肃杀遥远，依旧清新温润而绵长。       陶公，我们叫了近30年，从他不足70岁开始，正式的场合大家都叫他陶大镛同志。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著名的马列主义经济学家，我们在陶公的麾下工作，正是经济转型、思想活跃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在经济界各种观点的争辩、碰撞、尝试、探讨，风声正烈，大时代的转折关口，经济学家一定是在风口浪尖的，陶公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受民盟中央的嘱托和新老盟员的信任，筹建创办了《群言》杂志。他像一个青年人，带着激动、兴奋，倾注着满腔热忱，就在当时民盟中央所在地东厂胡同北巷古旧的平房院一间十几个平米的办公室里，带着几位从报刊退下来的老同志和几个初入“茅庐”的新手从无到有地“创业”了。初时，陶公每周来三次，每一次都是那样的兴高采烈，圆瞪着眼睛，高声说笑，无论听到什么，他都喜欢惊奇地“噢——”，什么问题、困难、矛盾都不在话下，举重若轻，迎刃而解。办刊时的种种困难、矛盾、问题都要归给陶公决断解决。以后编辑部搬到了办公楼里，杂志社的工作也逐渐有了条理和规范。陶公依旧每周来，每次楼道里响起长长的一声“噢——”，大家知道陶公来了，自动集中到会议室，年轻而淘气的往往会在例会上听到尖锐、新颖或独到的言论便学着陶公的语调接上一句“噢——”。几位老同志原来都是在最著名的报刊任职最主要岗位的资深业内人，见多识广，各有经验，也各有主见，彼此间都有过耳闻也打过交道，花甲古稀之年聚首小小的编辑部，治大国，烹小鲜，各怀抱负，也个性迥异。学术之争，理论之辩也有剑拔弩张的时候，一时间儒雅斯文的面孔涨红起来，点烟的手也颤抖了，随着真假陶公的这一声“噢——”大家轻声笑起来，干戈化玉帛，会场的气氛活跃，旧话重提，也还有争论，各抒己见，议论风生，但议而有决。最终总是成为了真正的君子之辩、理性之争。这是那些年编辑部会议的风格，也是《群言》杂志自创刊以来一贯所倡导的群言堂的风格，在陶公辐射出的强烈气场中，这种气氛形成传延着。       陶公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厚朴专注，有中西兼修型学者的敏锐通达，更有新中国成立后一代新兴知识分子行政领导者的智慧、胸怀、眼界和气度。陶公的声望和社会影响，为我们的工作带来的不仅是便利，作者、读者、编者对他的服膺是杂志良好运转的基础。他豁达耿直而不失圆通的领导才能和技巧，不仅使编辑部新老同志即使意见相左，观点不尽相同，仍能和谐相处，通力合作；也使许多声名卓著、性格狷介、门派不同“固执己见”的作者能同时在杂志上平心静气地阐述一家之言，面对面地在座谈会上畅所欲言。这当然不光是工作技巧，更是源于他的人格魅力。       陶公对国是民情的巨大的责任感和真诚的悲悯情怀渗透在《群言》杂志每一次专题座谈会的选题及组稿中。遥忆陶公当年，顶风冒险不计个人得失坚持为三峡工程的论证鼓与呼，他倾力组织的三峡工程论证系列文章，作者的权威性，所论及问题的深刻程度，观点之鲜明，态度之坦诚，情之深，意之切，视角和专业领域不同的多家之言，据理力争，为工程的决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开启了科学论证的先河。百年工程，千秋功业，任后世评说，也当有陶公涓滴之功。       陶公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态度鲜明，敢于担当。对于“教育产业化”，他持坚定的不同意见：“教育不是商品，不能推向市场。”提起“人才市场”，他总会义愤地说： “为什么要叫市场？太不尊重人了！”后来改称为“人才交流中心”，他宽慰了许多。       而从创刊号就开始的专题座谈《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一谈再谈，对人才对知识的爱护尊重是陶公心中最放不下的牵挂。许多位现在声名显赫的学界中坚，当年海外归来小荷未露尖尖角，事业生活都还不稳定，是陶公慧眼独具，敏感地预见到改革开放的大业将需要大批承上启下的有识之才，一再组织邀请他们来参加座谈会，倾听他们的心声，反映他们的建议意见，用自己早年的亲身经历给他们以鼓励，为他们的困难尽一己之力。初来时，一些人还怯怯的，稚嫩青涩，二邀三请几次后，明显地感到了他们的成长成熟。十年二十年过去了，他们提起《群言》，念起陶公，仍满怀感情。       从国民党“左派三教授”到1957年著名的“右派六教授”，陶公经历过的冤屈磨难摧残了他的身体，更无情地剥夺了他20多年宝贵的时光。他因此格外懂得珍惜，从不花时间和精力去抱怨牢骚，学术观点中的不同意见他也只限于学术范围，凡事出以公心，从不斤斤计较于个人的恩怨得失。       在经济学界，陶公的学术思想是独树一帜的，也是坚定的，成就有目共睹。在教育界，他是知名的教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他身居要职。在民盟中央，他是主要领导人。《群言》只是他众多工作中的一项，是他众多职务中的一个，但他为这本民主党派的杂志所倾注的心力是毫无保留的。除了“噢——”，他还经常会说“昨天我洗脚的时候想起……”，“刚刚我在厕所想到……”他的脑子永远在为工作转动。杂志社事无巨细，从编辑方针、选题策划、座谈会人选，到每一个人的工作分工，甚至宴客的菜单，甚至办公室的安排……他都掂量再三，不敷衍将就，连他的夫人牛平青大姐也因此而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熟悉。那时我们常会用“厕所”和“洗脚”开陶公的玩笑，他每次兴奋地提到好选题好作者，就有人小声接下茬：“洗脚的时候想出来的。”陶公哈哈大笑，坦荡可爱而温暖。他的人事关系在北京师范大学，而他从《群言》的选题、定作者、审目录、看校样到宣传发行，面面俱到，期期如此，却从未拿过一分钱报酬。他的昂扬热情和青年人都未必有的阳光心态，感染着我们，他毫无低级趣味、廉洁自重的正人君子之风，影响了我们的爱憎和对人生价值的判断，影响着我们的工作态度，我们为他闪光真诚纯正的人性而感动。在他身边，工作着是美丽的。       每一年的春节，都能接到陶公的拜年电话，那时候是时兴领导给下属拜年道辛苦的，每次陶公都会用改良了的乡音说：“替我问候你的那位比你大六岁的。”这成了每个除夕我最期盼的祝福。陶公重病之后再听不到他的问候了，而无论在过去或今后的何时，一想到陶公，我都会发自内心地默念：“谢谢！”       我们没有能力概括评价陶公一生的成就，也没有资格为他的学术思想做门外的判断，一叶落而知秋，一叶发而知春，陶公精彩丰富的思想之树，我们只触碰到了一小片叶子；在他繁茂硕果累累的生命之树上，我们只陪伴见证了一叶的生发，一叶识陶公，这一叶也带给我们生命中一抹永远的绿色。       感谢陶公！牛平青大姐保重！